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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1] 参见刘连泰：《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规范属性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16年第3期。

[53]代际的不公平意味着下一代的劳动者极度依赖上一代在财富、知识、权力和其他社会资本方面的积累，这也意味着穷人的孩子越来越难摆脱贫穷的命运。[54]无疑，李大钊所企盼的社会主义是尊重劳动、尊重劳动者的社会主义。

其中，干部是指党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不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管理人员。[48] 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。广大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已经从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。无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，甚至部分公务人员也竞相以打工人自居。这类劳动者包括受雇于家庭或私人的私人医生、私人保姆、私人保镖、私人司机，以及企业招收的实习生。

2014年1月，人社部出台的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四条第一款，明确要求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，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%。在劳动关系问题上，干部和工人都是国家雇员，与国家都是人事关系，并没有行政编、事业编和合同编的概念。同时对引入自我确认、自主安保、自主检查等进行重估，政府的直接规制以最小必要限度为准。

但是，《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规定仍然存在。例如，我国《食品安全法》（2009年）第25条曾规定：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，应当制定企业标准，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。企业置身于市场之中，了解产品的技术问题和市场需求，最有可能、也最有动力去设定技术标准。文章来源：《财经法学》2022年第5期。

重视规制制定程序的透明化。一方面，民间技术标准可能每隔几年根据最新科技信息进行修订，行政的告示无法及时赶上这种修订速度。

所以，适当的做法是规制改革，亦即以经济的活性化为目标，根据具体情形放宽、废除或强化对市场的规制。一般而言，如果确保规制实效性的成本等仅在一定水平之下，并且可以大幅度改善样式规定所引起的规制僵硬的弊端，那么尽可能将过去的样式规定转为性能规定就是合理的。规制目标一般是法定的，技术标准是实现规制目标的技术上要求，因而，技术标准的性能规定化就要整理规定功能要求、性能水准要求的内容以及可接受的实施方法。行政机关配备一定的人才，能通盘考察从民间机构设定过程到技术评价的全过程，摆脱企业、特定业界利益，而从全体国民利益立场进行判断，这对确保技术评价的实效性是不可或缺的。

在团体标准与官方标准的关系上，该规定体现了三层关系：其一是团体标准应当是上浮型标准和横生型标准（第12条、第13条）。具体的民间技术标准（主要是学会协会规格）自然是由学会协会等制定的，而此前的具体规格是由省令告示规定的。[22]高橋滋「行政上の規範——安全基準を中心とした一考察」同『科学技術と行政法学』（有斐閣、2021年）54頁参照。对此，可期待学会协会积极收集新的技术知识，并据此规定新的样式，因而，在规制中也能更为迅速高效地进行。

通常而言，在技术发展迅速时，技术标准的内容容易陈腐化，难以得到及时的更新。在放管服的改革背景下，以确保实现规制目标为前提，在保持技术标准效力的同时努力提高技术标准的科学性、多样性和灵活性，是我国技术标准改革的重要课题。

该规定明确了企业标准的两种情形：其一是横生型标准，即在官方技术标准体系树上横生出来的标准，在国家和地方都没有就特定事项制定标准的情况下，企业可自主制定标准，规范自身的生产经营行为。官方技术标准与民间技术标准可以并存，民间技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之外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。

性能规定是在技术标准领域实现放管结合、公私协力合作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。民间技术标准在官方技术标准颁布实施之后即行失效。1999年3月30日《推进规制缓和三年计划（改定）》将后一句改为从减轻受规制的国民负担、促进技术开发、促进设备管理的有效实施等观点出发，探讨将样式规定的基准原则上一律性能规定化。既然原本就是这样的预设，那么在审查基准的运用上，就可能比通常的行政裁量决定有更多的脱逸情形。[16]相对来说，前三种方式相对妥当，第一种方式更为可取，它明确了两种技术标准的不同性质和地位，既保持了官方技术标准的稳定性，又为技术标准的革新提供了便捷的可能性。规制内容的明确化、简洁化。

企业标准应当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，在本企业内部适用。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公共性，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应当在制定时遵守正当程序要求，确保多元利害关系得到合理调整。

通过检查转交民间机构实施等使规制方法合理化。在这里，政府部门的代表是作为监督者参与，还是公益的代表者参与，并不清楚。

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又显示出，仅仅放松规制是不够的，有的领域恰恰是需要政府加强规制，把该管的地方管起来。为此，2017年修改《标准化法》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不合理的标准体系，但官民互动关系的形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还缺乏必要的支持机制和规范要求。

质疑企业标准存在必要性的观点认为，只有国家标准才是强制性标准，也是判断食品安全的唯一标准，企业标准并无意义。[20]民间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标准制定能力，应当具备保证标准质量的措施，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。这就表明了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支持立场，同时也明确了团体标准的任意性效力。[21]岸本太樹「新規制基準における原子力安全の論理——継続的更新性·科学的客観性·民主的正統性·公益適合性確保の視点からの検討」山下竜一編『原発再稼動と公法』（日本評論社、2021年）92頁参照。

建筑基准的性能规定也是四个阶层，即目的、功能要求、性能水准、实现手法，形成了目的→副目的→功能要求→性能要求→检验方法→复数的实现手法的展开顺序。[17]行政在适用性能规定时存在双重审查：其一是审查用作审查基准的样式标准是否符合性能要求，其二是审查具体对象是否符合样式标准。

[23]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「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における民間規格の活用について」（2018年6月6日）。在我国，国际技术标准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内企业，但在国际贸易日益频繁、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对于制定官方技术标准也有参考价值。

[26]国家标准《团体标准化第1部分：良好行为指南》（GB/T 20004.1—2016）于2016年4月25日发布并实施，提供了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，以及团体标准制定机构的管理运行、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和编写规则等方面的良好行为指南。我国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也提出建立健全政府颁布标准采信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机制。

在现实的适用中，若长期对样式规定不做检讨，容易将样式规定当作当然的前提，使其自我目的化。而要发挥民间技术标准的作用，首先是要求国家尊重市场经济的要求，确保企业、行业协会、学会研究会的独立地位，再以性能规定等方式制定官方技术标准，为民间技术标准的发展提供可能空间。第三，在规定行政技术标准的告示等中直接引用民间技术标准。《标准化法》第21条也要求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。

也就是说，这里存在容许脱逸的规则。这里不仅存在衔接机制的问题，还有团体标准自身的质量问题。

所谓样式规定（日语为仕樣規定，specification standard），是指关于产品必须满足的材料、形状、尺寸、含量等具体要求的规定。这一规定不仅让更多元的社会主体有机会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，还特别提及政府部门亦可参与，借由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忠实地反映社会的多元利害关系，促进团体标准的中立性。

当然，这种立场就是官方技术标准与民间技术标准的并存关系。因此，在重估标准认证等之际，要从根本上重估各个制度是否真的有必要维持国家介入的体制，即使有必要维持国家介入的制度，也要在使行政介入必要最小限度的方向上，向以企业自我确认、自主安保为基本的制度转型，推进标准的国际整合化、性能规定化、排除重复检查等。